[6]对具体纠纷而言，人民司法就是指司法必须体恤社情民意，更进一步说，司法必须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共同生活观念，包括与特定案件相关的社会生活情景（情境）以及人民对司法的意见、愿望、情感（感受和认同）的总称。
[44]根据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情境，高氏以为我们现时代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是不可能照搬斯密和李斯特任何一个人的逻辑的，但他们的理论却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下问题提供了一种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张君劢师徒确实在不同时期均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遗憾在于无论是梁启超的法律觉醒还是张君劢的宪法建构努力，均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道美丽风景线，法治中国哪怕今天离我们仍十分遥远。
[85] 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第174页。因此在方法论上我们几乎很难再采用黑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尽管从现象到本质的一般研究仍然有效。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司法冲突，那些困惑国人已久的诸如公检法人员充任拆迁指挥部成员造成的征地强拆与个体维权的严重局面，城管粗暴执法以及愈演愈烈的上访和截访的老大难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特别是梁启超，国家建构和国家理性就是理由，从而也就颠覆了英（洛克等）法（卢梭等）的自由思想，尽管出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强大希冀和良好愿望，康梁等先贤在特定时代的特定思想本身无可厚非。也如高全喜所反复强调，无论是主权在国王还是在议会或者在人民，本来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不管主权在于谁，这个谁必须能够保障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幸福，这才是关键。
也即，对现存的理性的考察，不仅包含在各个层面的社会事实性之中（本论题更是试图在不同的规范层面上开拓出可争辩性），并在建制化的可能性中探索中国法治国道路的现存的理性前景。[92]却也一样不能进入有效的社会政治领域。也许有人会说，就法律实践而言，很多概念岂非本就来自于实践本身？理论对于许多法律概念的产生及使用哪有什么功劳？此类疑问之前半部分是有道理的，因为的确有许多法律概念源自实践本身而非理论或理论界的创造。
但是，换个角度看，作为一门独立而对初学者比较陌生的学科，法（理）学还是有它的一些共通的且有价值的、关于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方面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没有理论研究、理论教育工作进行某种预先地或事后地说明、证立，相关的法律实践将很难获得完全的合法性（legitimacy）。作为一个私权主体，也许我们会对城管执法人员的――哪怕是合法的――执法行为颇为不满。可以说，只要有人类以及人类交往，就一定伴生有规范、法律，因为古今中外的经验莫不清楚地表明：唯有如此，有秩序的交往才成为可能。
对于法（理）学这样的全新学科来讲，如果初学者不能摒弃或至少适当调整如上被动、不思的学习态度，大概很难得到一个好的学习效果。其二，是指它对全部法律现象作一综合的理论说明和理论构造，从而奠定整个法学大厦的基础并构筑其基本框架。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无论从实际需要，还是从法理学自身的逻辑架构出发，都应当是"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和"根据法律的一般理论""两手抓"，并且"两手都要硬"。律学关注的就是如何更好地使官方法按照统治者意愿、或官方文化属性得到贯彻实施，因而我们可以称其为"权力本位"的。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部分可以主要讨论"法律的概念"、"法律的基本范畴"、"法律的合法性"、"法律的效力"、"法律的种类和体系"、"法律的价值和作用"、"法律的运行环境"、"法治及其运行"。[2] 当然，必须明确的是，当我们说法理学研究的是规范－法律生活中的一般问题时，并不意味着它不关注、不研究具体的相关问题，它当然也关注、并且必定需要关注具体的相关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所谓"一般"总是从具体中来，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对具体问题的关注之出发点与其它法学具有明显的不同：其它法学分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往往满足于该具体化的问题本身，而法理学的关注则强调透过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去揭示具有某些共通性的、一般性的内容。
最后，尽管有时候法理学可以为法律实践提供直接可用的方案，但从根本上讲它本身却主要地并不具有这一面向的功能。而追求更深刻的思想和更微妙的欣喜其实也正是人的本质。这就是说，立法之法中将注定有许多概念是无法由立法者进行界定的。介绍、梳理前人的法律思想，并对之作一提示性、批判性地分析，为法学科学习者传承、接续前人思想作一铺垫――笔者认为，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思想性可能比知识性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换一角度看，法律的世界本也应当包括两大部分：法的制定与法的实施。二、法理学的遭遇及其问题 笔者相信，如上的介绍已经大致表明，相对其它法学分支而言，法理学也许是法学学科中最具有理论性、也最具抽象性的学科。
换言之，它注定多少会关联着法律实践：如以实践案例作为理论展开的对象性依据，又如它的很多问题来自于实践本身，再如它在对受教者进行考核时往往也会涉及所谓案例分析之内容，等。其中，导论部分主要讨论的是法学、法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因为正是这一点，赋予了法学以安身立命之所。虽然，法学体系总是被划分为不同的学科，但其实规范－法律生活本身却未必有这么清楚地界分，毋宁说它是紧密关联、相互不分的"一团"。同样地，如果一种法学研究完全脱离经由法理学构建的对话平台，那么，相关研究者也将肯定无法确认自己所正在进行的研究能否被恰切地称为"法学"，他当然更无法确信自己的研究能否与其它法学研究展开理性的对话、交流。换个角度看，由于传统中国文化中本就有着浓烈的实用主义倾向，所谓"我们虽然也会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但是我们的制作工程都专靠那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这与西方颇不相同，"西方却一切要根据科学――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往前探讨，与'手艺'全然分开，而应付一切，解决一切的都凭科学，不在'手艺'"，这种特点表现在学问上，则"直接说中国全然没有学问这样东西亦无不可，因为唯有有方法的乃可为学"[14]。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法学是一种关于"权利－义务"的学问，因此，我们必须从学习、研究法学的一开始就学着用"权利－义务"这一分析框架去观察、解决问题，并最终习惯于使用它――正如一个经济学学习者要学着并惯于使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一样。由于社会生活的规范－法律属性可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揭示，譬如说有些研究者侧重于从规范的价值层面来进行，有些研究者则侧重于从规范本身的逻辑结构、语义等层面进行，而另有些研究者则强调根据规范的实际秩序本身，当然，还有些学者则结合如上的两个或三个层面进行。
知识分子能做的事情是提供分析的工具，……对于说'这正是你必须做的。但必须明确的是，即便是来自实践本身的这些概念也只有经过理论加工后方能成为一个通用的概念，否则，由于语词本身意义时空之流变性，这些"粗糙"的语词将很难被恰切地用来服务于追求普适性和标准性的法治工程。
根据法律的一般理论 一、法学、法理学的概念 先贤荀况曾经这样描说人性、人欲与有秩序的社会生活，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若干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对法理学提出了这样的期望，"我希望法理学不仅仅是一项美妙的精神运动，而且有助于法律人（lawyers）更好地了解他正从事的行业以及背后的原因"[13]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规制机构并未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履行其职责，乃至在有人向规制机构举报或通过媒体曝光后，相应规制机构也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而是在发生严重后果、或已经酿成公共性事件之后才采取一些迟到的补救措施。[25]根据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规定，在人大会议期间，代表有权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而在历次的公众事件中，事先并非毫无由头，都是有受害者向相关部门反映，往往是得不到回应。如果没有媒体的公布于众，可能会酿成更大的恶果。[⑦] 因此，需要规制机构的积极作为来预防和化解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和公民福利。法院本身所拥有的资源致使其在事实上无法与行政系统对抗，因此也无法在行政诉讼中不考虑自身利益，法院最终在规制机构的统制中只能发挥十分有限的作用。
央视曝光当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13个药用空心胶囊产品暂停销售和使用。[④]在技术变迁的条件下，频频出现的问题增加了社会风险。
部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使规制机构有从本位利益出发，维护其系统内部利益的冲动。通过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使行政权的运用在严格的法治约束和广泛的民主监督下，既充分足够，又恰到好处。
风险本身虽然要求消费者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但是并非代表政府就没有责任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规制。从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来看，一个权力组织的成员只有与该组织结成利益共同体，才能致力于维护本组织的利益。
这固然有社会条件变迁下发现真相的困难，但是本不具有专业手段的媒体却承担了专业规制机构的事实发现责任，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反思的事情。[19]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二）行政系统内部监督的缺陷性 规制机构是指依据法律设置，对某些经济、社会领域行使专业性监管职能的政府组织。很多规制机构为了当地的短期利益或官员政绩而放任辖区内环评不达标企业，甚至成为违法企业的保护伞。
[11]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的代议机关与人民具有最直接的权力委托关系，在权力来源上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机关，也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22]代议机关的空白式授权不仅扩张了规制机构的裁量领域，也不利于对规制权力的控制。
理解宪法体系和现代规制的关系，并审查制定法的功能和失灵，应该被证明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⑤]但是，面对规制机构对公民缺乏回应性现实，如果仅从规制机构的职权配置或规制技术发展的角度出发，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明显不作为的问题。
不仅有规制变迁视角下规制权力的不适应性，传统的规制模式不能解决新的问题，更有宪法原初涵义没有得到认真实践的原因。过度倚重于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容易产生权力的变异。
